農民參加社保的行為經濟學分析(doc 9頁)

農民參加社保的行為經濟學分析內容提要：
近年來，行為經濟學隨著加裏?貝克爾(Gary S.Becker)、喬治?阿克勞夫(George Akerlof)和丹尼爾?卡恩曼（Daniel Kahneman）、弗農?史密斯（ VernonL Smith） 相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傳統經濟學認為決策人具有“理性人”的特征，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現實生活中的決策人往往受有限理性、有限意誌、有限自利和有限信息等的製約②，在作出決策選擇時，不可避免地要受環境、經驗、認知、習慣、偏好、生理欲望等的影響，往往無法達到效益（貨幣收益）的最大化，而更多地努力實現自我滿足最大化。農民，特別是中國的農民由於受自身認知水平、生活傳統和國家製度安排的影響，更難從專業化的角度去分析形勢，作出“理性人”所預期的選擇，因而其選擇偏離，甚至極大地偏離所謂的“理性”選擇應不足奇怪。
1、增收難製約了農民消費結構的升級
傳統理論認為，消費與收入呈正相關函數，收入的多少決定消費的內容。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人們可支配收入僅僅能夠滿足基本的日常生活開支的情況下，消費支出主要受收入水平的製約是比較合理的。行為經濟學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在決定如何消費的問題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居民的消費結構將發生明顯變化，基尼係數明顯下降，精神文化生活支出和公益性支出將明顯增多，消費支出不隻是取決於其消費能力或收入水平，還取決於消費者的消費意願。比較明顯的例子是，80年代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以後，大部分農民在短短的幾年就迅速解決了溫飽問題，在此基礎上，隨著農民收入的進一步增長，農民的消費結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一些家用電器等城裏人才消費的時尚用品開始步入農村家庭。但是，隨著物價的上漲和農民增收速度放緩，相當一部分農民實際生活水平從某種意義上說呈相對下降趨勢。因此，盡管從量上來看其收入也在逐年增長，但實際消費能力卻相對下降。在這樣的情況下，其消費意願中首先考慮的是眼前的基本生活需求，如子女教育、生產資料購買、修建住房等，而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文化娛樂、休閑旅遊等對他們來說，還遠遠沒有列入消費計劃或者是投資計劃當中。也就是說，目前我們許多農民的收入水平還沒有高到可以讓他們更多地根據自己的消費意願來決定消費支出的地步。例如，2003年，成都市、四川省和全國農村居民的恩格爾係數達到分別為46.0%、53.8%、45.6%③，即便是收入水平相對較高的金牛區，農村居民的恩格爾係數也達45%④，農民的收入主要還是用於基本生活保障。
2、低收入水平導致了農民儲蓄傾向的不斷強化
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人們的儲蓄傾向與收入水平是同向變化的，收入越多，儲蓄的傾向越明顯，收入越少，儲蓄所占的比例就會減少。而行為經濟學的有關研究表明，當收入增加時，人們購買汽車、住房、保險等耐用品的願望更強烈，旅遊、娛樂等支出所占的比例也明顯增加，儲蓄所占比例則相對減少。而當他處於不利的境地時，出於謹慎，則會盡量多儲蓄，以備不時之需，儲蓄率反而上升。當前，農村居民的儲蓄率普遍高於城鎮職工，而不願意把錢投入到他們認為不能很快貼現或者根本就不會貼現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之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基於大部分農民對自身處境並不樂觀的基本判斷。
3、政策差異刺激了農民對政策優惠的過高預期
傳統的供求理論認為，當某種商品的價格提高時，供給量將會增加而需求量將減少；當其價格降低時，供給量將會減少而需求增加。行為經濟學則認為，商品的需求量並不一定完全有價格的變動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會受人們對未來價格變動的心理預期影響。如果人們普遍預期價格會持續上漲，或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會下降，則人們反應的就不是減少現期需求，而是大量搶購，導致需求量上升；相反，如果預期這種商品的價格將可能繼續下跌，或者上漲後將迅速回落，人們則會采取等待觀望的態度，現期需求反而會降低。股市中“追漲殺跌”的現象是最有力的證據，還有就是20世紀80年代末的搶購風，也是人們對當時物價將迅速上漲的預期判斷的結果。成都市各區（市）縣相繼出台鼓勵農民參加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優惠政策，而且相互比拚誰的政策更優惠，這就讓不少農民產生優惠政策還要繼續向有利於農民的方向調整的心理預期，於是坐地等待、觀望，不少人甚至產生政府出大頭，自己出小頭的心理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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