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思路的新進展及其對我國的啟示(doc 11頁)

經濟發展思路的新進展及其對我國的啟示內容提要：
P.斯特裏頓認為,“新古典主義複興”混淆了市場和國家之間各自作用的一些重要差別。他反對那種聲稱效率、公平和自由要求甩掉政府而聽任市場的“國家最低限度幹預論”,認為那種純理論意義上自由的、不受管製的市場依賴於現實中幾乎不存在的許多條件;為了使現實的市場正常運轉,強大的、在某些場合甚至是擴張的政府必不可少。他甚而指出,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看不到“看不見的手”,假如能感覺到一隻“看不見的手”的話,它肯定是被一隻“看得見的強有力的胳膊”所引導。在他看來,自由市場是一種既可以行善又可以從惡的中性製度,“看不見的手”能以窒息的方式發生作用,它還會為某些不利於公眾的共謀行為助一臂之力。發揮市場優點的條件在於競爭的存在。他提到,亞當.斯密所說的商人們為“反對公眾而進行勾結”和“用詭計來提價”以及地主們“在從未播種的土地上收獲”,實際上就是尋求“租金”的過程,但他認為,新古典理論得出減少“尋租”的唯一途徑是限製政府的結論卻是錯誤的。他寫道,私人動機和公共部門的動機之間有著重要的區別,雖然追求私利的行為在公共部門也會發生,但如果把公共部門同私人之間的區別降低到統一的自利層次上並且將理性行為等同於自利行為,那就太荒唐了。他發現,新古典主義國家學說走了兩個極端:在A.C.皮古、A.勒納、J.米德那裏,政府是不會做錯事的;而在新製度經濟學中,政府是不會做正確的事情的。他以為,政府無法使一切(公共福利或自身利益)都達到最優。P.斯特裏頓讚成有必要對“矯正價格”這一概念區分為“使價格得到矯正”和“讓價格逐漸得到矯正而政府無所作為”兩種不同含義。他認為,要是沒有公共部門的互補性行動,即使價格是“適當的”,也隻會是低效率的,價格隻有在政府采取互補行動的前提下才能對供求產生影響。在他看來,“矯正價格”絕非東亞經濟成功的主要秘方,也就是說,它不是一劑足量的藥方。

　　P.巴丹指出,在發展中國家,一些為市場經濟運作所必不可少的製度結構要麼不存在,要麼很脆弱,要麼製度設計有問題,要麼設計好的製度在履行時績效不佳。他覺得,發展經濟學家需要的是一種更為精細的國家理論。他把對發展中國家分權化的研究看作是一條走出“老掉牙的”國家與市場爭論死胡同的好路子。在他看來,在不少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度),一方麵,在宏觀層麵上,低效率同國家幹預不協調往往是社會深層次中潛在衝突的征兆;另一方麵,比宏觀層次更尖銳的是地方社區層次上的“製度失效”,這兩個方麵在市場與國家的爭論中往往被忽視。他重視東亞政府用為私人部門提供支持與互補作用的方式在解決“協調失效”中擔當重要角色的經驗,認為P.克魯格曼等人低估了發展中國家由於行政能力低下和政治凝聚力不夠而帶來的政策協調困難以及對資本的微觀管理中出現的激勵和組織難題。至於“尋租”理論,他認為該理論雖然有一定道理,但它仍然不能解釋在政府幹預程度相同的國家之間腐敗在程度上的差異為什麼如此之大。在“尋租”理論中,政府被看成是一群有組織的盜賊,這無助於解釋某些國家中腐敗何以更盛行的難題。他提出減少腐敗的途徑之一,是削弱官員在對居民發放許可證、提供補貼或轉移支付資金方麵的權力;另一個途徑是采取行政方麵的改革措施以抵製腐敗。盡管許多國家周期性地開展反腐敗運動,但這類運動的效力因場合不同而不同,重要的是使各種誠信機製製度化。他提到的誠信機製有:獨立的公共審計機構,設立由市民組成的監督委員會以提供信息和實行監督,建立地方巡視官機構以便對官吏在一定程度上實行監控,形成強有力的新聞曝光製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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