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和2005年宏觀經濟走向(doc 23頁)

宏觀調控和2005年宏觀經濟走向內容提要：
中國目前的這一輪經濟形勢發展跟我們這一輪的宏觀調控，它是在一個什麼背景之下開始的？首先我們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先後經曆過四次比較大的經濟周期，78年的楊耀進開始；然後82、83年的城市改革以後的城市投資過快；87、88年物價闖關，導致了最後89的動蕩；然後92、93年的小平同誌南巡講話引起再一輪比較快的經濟增長，一共經曆了這麼四輪經濟周期。我們的經濟周期差不多平均就是五年時間，兩年的擴張期一年的穩定增長期然後兩年多一點的回落期。如果按照這麼一個周期的話，從92年93年開始的那一輪宏觀經濟周期到了97年以後，中國經濟就應該處於一個上升的趨勢了，但是沒有想到，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了，中國經濟增長不但沒有起來，反而繼續往下走了。也就是這個背景下，我們97年98年開始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一直沿用了5年到了2002年年底。為什麼說2002年年底開始了這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呢？原因不外乎前一陣大家分析比較多的，我們講有四個化：第一個是輕化工業向重化工業化方向的轉變，這是一個大的轉變，這個轉變的本質、最本質的拉動作用是我們的消費結構開始升級了，主要是以汽車跟住房的消費結構培育起來了，這個就是為什麼說到了2000年開始我們的消費結構開始升級了，這也是跟我們國家的發展階段有關係的，就是我們改革以前就是78年以前中國的經濟增長都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按照馬克思的兩個部類的領域，優先發展重工業，當時不關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從78年開始我們先解決吃飯問題，到了80年代中期我們解決了穿衣問題，到了90年代初解決了看電視等家用電器的消費。我們發現到了93、94年那一輪經濟增長快速的時候，當時家用電器發展很快，我們知道80年代初買個電視機電冰箱那是很困難的，但到了95年左右中國已經開始大批量的往外出口了。90年代初期我們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解決了家用電器問題，那麼大家也明白當時我們也在預計，如果沒有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從97年開始應該進入新一輪的經濟增長周期了，那個時候的消費結構應該是住跟行，來拉動中國的經濟增長。但是當時我們也預計到這一點，住跟行呢它的消費檔次不是千元計的商品而是萬元計的商品，當時提出來應該通過消費信貸加快這個進程。但是由於亞洲金融危機，我們所有的措施都沒有很好的推廣起來。實際上我們到了2002年這次消費結構升級，實際上是我們從95年開始大概積累了10年左右的積累過程，正好亞洲金融危機疊加在一塊使我們中國的經濟不太好，但是也正是這10年的過程，很多老百姓家裏已經積累起買汽車買住房的收入了。在2002年，在我們消費政策消費信貸的刺激下，首先是汽車先爆發了，消費開始升級了；住房這一塊，實際上也是從90年代末期開始的住房體製改革，把住房完全貨幣化、市場化以後，住房也開始消費結構升級了。實際上我們的工業化重化工業化本身是由消費結構升級來帶動的。這是一個工業化的一個結論。
第二個就是城鎮化。我們從97年開始那一輪的經濟不振通貨緊縮，很大的原因是中國的城市化率太低了，城市化跟工業化是不匹配的。在這個時候我們開始醞釀取消戶口，允許農民進城，城市化幅度是在加快的。
第三個是國際化。2002年我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大家都知道，一加入以後，很多企業家都有這種預期，一旦我們加進去，輕紡工業的出口會大幅度增長，因為國外對紡織品的配額肯定會取消。在那個時候，大概2001年、2002年的時候，好多溫州一帶的江浙一帶的企業家開始大量地往紡織業開始投資了。那麼2002年加進去以後應該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第四個化我們叫市場化。當時中國的一個判斷，到2000年年底左右，2002年左右，按照官方的說法是三句話：中國的市場機製基本建立起來了；公有製為主體的多元所有製成分框架也基本上確立了；宏觀調控的體係基本上完善了，這個宏觀調控跟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是不太一樣的，我們一直在強調的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加上計劃手段，三方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這麼一個宏觀調控體係，在2000年左右這個已經基本上確立起來了。
恰恰是這四個化我們從2002年起進入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周期。但是在2002年底開始的這一輪經濟增長周期，我們發現帶了2003年一季度經濟增長突然就從8%到了9.9%，當時這個數據確實在發改委係統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就說這個9.9%是不是有點太高了？內部正在爭論的時候，我們都知道三月份非典發生了，對於非典發生以後非典到底對中國經濟影響有多大，那時候大家心裏都沒有底。在這種情況下97年以來我們刺激經濟的所有措施不僅沒有減下來，反而是進一步采取了一些刺激經濟增長的措施，包括減稅包括貨幣政策大幅度的投放。在那個時候，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中央銀行還是比較理性的。它就在非典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五月十幾號就出台了一個關於房地產的5.18文件，對關於限製第二套住房投資貸款的那麼一個文件。但是這個文件剛出台以後，遭到了好多人的反對，包括我們當時去給全國人大財經委彙報的時候，央行也去一塊參加，央行壓力就非常大，大家都說非典影響到底有多大還沒有完全釋放出來，你們怎麼能在這個時機出台這麼一個措施。因為從中國政府來說從97年我們就是培育兩個增長點：一個是汽車，一個是房地產，你把房地產打壓下去，那麼中國經濟可能就不行了。所以說央行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措施出台之後就不了了之了。但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的這個政策應該說還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但是這個政策打壓下去以後，央行就覺著很難再出台其他的一些措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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