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國家與社會的辯證關係為視角(doc 11頁)

以國家與社會的辯證關係為視角內容提要：
一、“主謂詞”的顛倒：服務行政的理想設定與現實矛盾
通過借用費爾巴哈的術語，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政治哲學中“主謂詞顛倒”式的邏輯，從而得出了“不是國家和法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和法”的結論。可以說，正是社會的現在性決定了國家的改革與建構必須立足市民社會的發展實際。同樣，作為社會曆史階段的產物，服務型政府的構建必須遵循本土化的社會發展邏輯，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尋求一條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
無疑，不管是理論界一直充斥的關於“國家”或“社會”、“國家”或“市場”的爭論，還是實踐中把握對市場力量、社會自治力量“控製”或“非控製”的程度，我們都不得不意識到，公共行政正處在一個全新的充滿矛盾衝突的語境之中。正如張康之教授所憂慮的：“現在看來，人類實踐理性的發展已經達到了這樣的地步，讓人時時向自己提出一個問題：人類應當在衝突中生存還是通過合作而謀求共生共在？”[1]以上問題的實質就在於國家與社會在治理中所呈現的“中心—邊緣”結構。處於工業社會中的政治國家一直占據著治理的中心地位，而社會自治力量則相對薄弱，常常處在“被控製”的邊緣位置。可是，“單邊操縱”的單一線性上的二元在此多元化、複雜化、網絡化的後工業社會特征日益凸顯的時代裏卻已經愈來愈落入一種悖論叢生的困境。如果說在工業社會時期，公共行政所麵臨的是以理性官僚製為基礎、以控製為導向的“中心—邊緣”式線性結構的治理語境，那麼在後工業社會時期，這種基於單一主體“有為—無為”，或者說“控製—非控製”的單向度的二元選擇就將被更為廣泛複雜的、多向度的社會網絡治理方式所取代。這即是說，政府不再能夠以唯一的“元治理”角色而自居，其職能範圍必須是有限的，這種“有限”意味著主客體等級間的操縱與被操縱的關係必須代之以主體間的互動與合作。這不但關乎對政府與社會自治力量的強弱對比關係的重新調整，而且關涉一種整體性的治理方式的革新運動[2]。因而，較之過去的全能型政府，作為適應於後工業社會複雜網絡結構的服務型政府必然具有“有限性”，這是對以往“國家—社會”關係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傳統行政模式的一種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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