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法的崛起與政治變革(doc 32頁)

一、公法理論的政治之維
二、兩種製度變革的殊途同歸
三、兩種製度變革的優勢互補
四、堅持“三個有利於”原則
五、兩種製度變革約束條件的相似性

公法，按照《牛津法律大辭典》的解釋，主要包括憲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地方政府法、社會保障法、稅收法、教會法和軍事法等，旨在規定國家有組織的政治團體、政府及其部門與代理機構的結構、行為、權力和豁免權、義務及責任的規則和原則，用以調整國家與普通個人之間的關係。[2]我認為，如果公法製度不夠完善，權力/權力關係就不可能理性化，權力/權利關係也不可能良性互動；如果公法製度不發達，就不會存在受約束的權力與有保障的自由，就不會存在可預期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也就是說，國家與社會的現代化，是以公法製度的理性化與現代作為前提的。在龐大的公法體係中，由於憲法權威毋庸置疑，行政法地位舉足輕重[3]，因此公法的現代化與理性化，又主要表現為時俱進的、旨在全麵及時回應國家與社會現代化需要的憲法與行政法製度變革。
各國公法製度發展史表明：公法製度結構及其發展變革，明顯地具有語境化的特點，它是公法製度的內在邏輯製約與外在約束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雖然並不存在完全與眾不同的公法，但也不會存在普適的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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