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推薦---周其仁的真實世界的經濟學(doc 11頁)
精彩推薦---周其仁的真實世界的經濟學(doc 11頁)內容簡介
精彩推薦---周其仁的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內容提要:
最重要的變故,是我接受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聘約,於1996年春季開始回國任教。知道我的人,對我回國都不會奇怪。有著十年“土插隊”外加十年“農村調查”的經曆,我是一個如假包換的“老土”。到海外“洋插隊”讀什麼博士,對我來說本來就是一個意外的“偏得”。在美國一住六年,除了對那裏的大學圖書館、高速公路和法治的印象深刻,不曾發現任何適合於我、又能讓我高興的事情可做。回國,對於我隻是一件早晚的事情,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抉擇。
但是,“北京大學”對我的吸引力,可就迥然不同了。遙想1978年早春時節,我站在北大荒農場一隻高音喇叭之下,一邊聽著本年高考的消息,一邊盤算著如何填寫報考誌願。本來不用任何猶豫,我心目中最好的學校就是“北大”,而我對於隻憑考試成績、不論其他的競爭是向來不怕的。無奈是時我的年紀已經二十又八,而僅僅在上一年——鄧小平決策恢複高考的第一年——黑龍江省的“土政策”還是規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學生、其他凡超過25歲的一律不得報考!北京大學要不要歲數大的學生呢?我沒有把握。痛苦再三,我隻好放棄了填寫北大。
因此,1995年秋季我收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任教聘約,當天就簽名表示榮幸地接受。我對自己說,當年沒有當成北大的學生,現在退而求其次,到北大當一回老師,這樣的機會怎麼可以放過?各位讀者,你要知道北大的引力嗎,不妨看看我的遭遇:在我向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發回接受聘書的信函之後,我才想起自己還從來沒有教過書、並且完全不知道能不能教書!
在北大教書,是一件過癮的事。比較下來,我以為北京大學最優良的資產是她的學生。是的,蔡元培校長開創的北大傳統和精神,至今對全國最優秀的學子——每年從多少萬高考學生中勝出的佼佼者——仍然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倘若以教授的薪資水平來考量師資水準,北大至今還比不過台灣大學、東京大學、香港大學和UCLA,但是要論學生出自“千裏挑一”的優秀,北大可以把所有這些學校都比下去。我自己深受其惠:因為學生們的口味很“挑剔”,象我這樣從來沒有教過書的,也被逼得好象會教書了。
本來,到北大任教與論文收尾工作可以並行不悖。但是,被加州理工學院的James Lee教授——他在我離開之前告誡我回國後千頭萬緒,要完成論文難上加難——不幸而言中,我很快就“卷入”了對改革中的現實經濟問題的調查研究,而把博士論文擱在了一旁。自我思量,我的論文反正通過了答辯,已經被導師們認為夠博士水準。晚一點拿頭銜嗎?對我的學問半點影響也沒有。可是要論現實的經濟問題,我 “離土” 已經六年——雖然其間為了畢業論文有過數次回國的實地調查,但接觸問題的麵畢竟很窄——“實感”被歲月消磨,大不如前。有機會補補課,接上一點“地氣”,我是不應該拒絕的。
接“地氣”:水工研究
機會接踵而來。第一檔,是杜潤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參加研究一項大型供水工程。水工,曆來是中國經濟史上的一個重點,多年之前我就有過興趣。在當代,水成為“國家所有的公共資源”,產權界定的模糊外加背離價格機製——結果隻能是到處叫喊“水的危機”,且不能指望靠任何調水之策可以解決問題——是產權經濟學不能放過的一個題材。80年代我跟了杜老參加過四省治淮會議,並在安徽王家寨親眼目睹抗洪過程中上下遊“兄弟地區”之間釀出的“公地悲劇”,對治水當中的人文和製度因素,有所感知。但是,過去從來沒有一個機會,讓我對水——尤其是黃河之水——有一個抵近考察的機會。現在杜老發話,加上山西方麵當時主其事的郭玉懷先生熱情邀請,豈有不去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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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變故,是我接受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聘約,於1996年春季開始回國任教。知道我的人,對我回國都不會奇怪。有著十年“土插隊”外加十年“農村調查”的經曆,我是一個如假包換的“老土”。到海外“洋插隊”讀什麼博士,對我來說本來就是一個意外的“偏得”。在美國一住六年,除了對那裏的大學圖書館、高速公路和法治的印象深刻,不曾發現任何適合於我、又能讓我高興的事情可做。回國,對於我隻是一件早晚的事情,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抉擇。
但是,“北京大學”對我的吸引力,可就迥然不同了。遙想1978年早春時節,我站在北大荒農場一隻高音喇叭之下,一邊聽著本年高考的消息,一邊盤算著如何填寫報考誌願。本來不用任何猶豫,我心目中最好的學校就是“北大”,而我對於隻憑考試成績、不論其他的競爭是向來不怕的。無奈是時我的年紀已經二十又八,而僅僅在上一年——鄧小平決策恢複高考的第一年——黑龍江省的“土政策”還是規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學生、其他凡超過25歲的一律不得報考!北京大學要不要歲數大的學生呢?我沒有把握。痛苦再三,我隻好放棄了填寫北大。
因此,1995年秋季我收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任教聘約,當天就簽名表示榮幸地接受。我對自己說,當年沒有當成北大的學生,現在退而求其次,到北大當一回老師,這樣的機會怎麼可以放過?各位讀者,你要知道北大的引力嗎,不妨看看我的遭遇:在我向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發回接受聘書的信函之後,我才想起自己還從來沒有教過書、並且完全不知道能不能教書!
在北大教書,是一件過癮的事。比較下來,我以為北京大學最優良的資產是她的學生。是的,蔡元培校長開創的北大傳統和精神,至今對全國最優秀的學子——每年從多少萬高考學生中勝出的佼佼者——仍然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倘若以教授的薪資水平來考量師資水準,北大至今還比不過台灣大學、東京大學、香港大學和UCLA,但是要論學生出自“千裏挑一”的優秀,北大可以把所有這些學校都比下去。我自己深受其惠:因為學生們的口味很“挑剔”,象我這樣從來沒有教過書的,也被逼得好象會教書了。
本來,到北大任教與論文收尾工作可以並行不悖。但是,被加州理工學院的James Lee教授——他在我離開之前告誡我回國後千頭萬緒,要完成論文難上加難——不幸而言中,我很快就“卷入”了對改革中的現實經濟問題的調查研究,而把博士論文擱在了一旁。自我思量,我的論文反正通過了答辯,已經被導師們認為夠博士水準。晚一點拿頭銜嗎?對我的學問半點影響也沒有。可是要論現實的經濟問題,我 “離土” 已經六年——雖然其間為了畢業論文有過數次回國的實地調查,但接觸問題的麵畢竟很窄——“實感”被歲月消磨,大不如前。有機會補補課,接上一點“地氣”,我是不應該拒絕的。
機會接踵而來。第一檔,是杜潤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參加研究一項大型供水工程。水工,曆來是中國經濟史上的一個重點,多年之前我就有過興趣。在當代,水成為“國家所有的公共資源”,產權界定的模糊外加背離價格機製——結果隻能是到處叫喊“水的危機”,且不能指望靠任何調水之策可以解決問題——是產權經濟學不能放過的一個題材。80年代我跟了杜老參加過四省治淮會議,並在安徽王家寨親眼目睹抗洪過程中上下遊“兄弟地區”之間釀出的“公地悲劇”,對治水當中的人文和製度因素,有所感知。但是,過去從來沒有一個機會,讓我對水——尤其是黃河之水——有一個抵近考察的機會。現在杜老發話,加上山西方麵當時主其事的郭玉懷先生熱情邀請,豈有不去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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