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國有股權結構下企業違法違規行為與高管激勵(PPT 30)

問題的提出
在不同國有股權結構下，企業的違法違規行為是否有所不同？
高管持股激勵能否對企業這種行為有所約束？不同國有股權結構是否會影響這種激勵方式的效果？
文獻評述（1）
在我國，從2000年到2005年為止的6年時間裏，受到證監會、深交所和上交所公開處罰的違規上市公司有215家，違規次數達303次，其中2004年違規公司數53家，違規次數54次；2005年違規公司數56家，違規次數63次。近兩年上市公司違規數量有增加的趨勢。
文獻評述（2）
上市公司違法違規行為的發生是企業決策的直接結果，這主要涉及到了企業有關的投融資決策、業績評價決策、戰略計劃安排決策等。
Wong et al. (2004) 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的決策權在董事會、經理人和股東大會之間的分配格局是，董事會對企業決策權的權力最大，均值為3.62，其次是經理人，均值為3.03，股東大會的為2.67，決策權力在董事會、經理人和股東大會這三者之間的分配權重已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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